你记得乘车经过隧道的感觉吗？那种有几公里长的穿山隧道，不见头也不见尾。驶入隧道的那一刻，就像进入了一台连接时空的机器。眼前的一切突然变得井然有序，机械性地迭代往复，像一卷老旧的电影底片，在落日般暖黄的顶灯下延展开来，一帧一帧地从眼前掠过。里程碑上的数字有规律地增加或递减，用距离丈量着隧道里的时间。驶过隧道间循环往复的画面，像驶过一场梦一样，从一个已知的起点，到一个未知的终点，是一场荒诞的梦，荒诞得让人习以为常。
我在年初放了几个月的假，在日本和西欧自驾旅行了一圈，旅行途中就经过了几个这样的隧道。现在回想起来，旅途中的许多故事，也竟如那些隧道一样，你无法预测它如何展开，也不知它会把其中过客带往何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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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金泽市开车去高山市的前一晚，下了一场大雪。赶早启程的时候，雪花仍是纷纷而下。扫雪车已忙碌了一整晚，可山间公路上还是一片白茫茫。雪天地滑，我只能小心而缓慢地开车，抵达高山市的旅馆已是晚饭时分。还好离旅馆不远处有间居酒屋，我整理好行李，就赶忙去用晚餐了。
居酒屋是传统日式风格，棕红的木门前半遮着一块靛蓝的织染布。拉开木门，暖烘烘的酒饭香气扑面而来。长方形的门面不大，只有四五桌坐席和一个六座吧台，环绕着店中央的炭火茶炉。吧台对面是厨房和烧烤架上，师傅烤的肉串正滋滋地冒着白烟。
我在吧台中间的座位坐下。那天是周中，又下着雪，所以生意比较慢，坐席只开了一桌，吧台除我之外也只有另一位客人。我点了一盏热清酒，一份蒲叶烧牛肉，几串鸡肉和鸡杂串烧，还有一份煎饺子。一口热酒，一口香肉，很是惬意。
酒至半酣，我用斜眼余光打量了一下坐在吧台末端的那位客人。他也是独自出行，座位旁放着浅蓝色的旅行包，想必不是本地人。他长得很清秀，瘦高的鼻梁上架着一副轻盈的方形眼镜，看样子大概二十有余三十不足。穿着简单而整齐，深绿色的羊绒毛衣上披着件白色运动外套，看上去有点学生气。点的菜不多，桌上却有一大瓶清酒——书包侧面的口袋里还插着另一瓶。
既然都是独自出行，独饮不如对饮，我便主动跟他用英语打招呼，问要不要一起喝两杯。他倒很热情，一问方知是台湾人，我们便说起中文来，这样旁人也听不懂。又喝了两杯酒，他就开始跟我讲起他的故事来。
他在台北长大，从小成绩优秀，从台北名校建国中学考上台大医学系，毕业后成为了一名妇产科医生。今年二十九岁，正是踌躇满志、意气风发的时候。怎料事业一帆风顺，情场却不尽人意。 三年前，他去大阪旅游，在一家酒馆认识了一位漂亮的女服务生。他的日语磕磕巴巴，所幸那位日本女生会说一点英文，两人还能沟通。谈得投机，一晚酒桌上的偶遇变成了在大阪数日的同行，而男生回台北之后仍念念不舍，女生似乎也对他情钟一见，于是他们分隔两地后还保持着密切的联系。直至数月后男生重回大阪，向女生一吐衷心，两人便正式确立了男女朋友的关系。
一晃两年多过去，两人的关系已到了谈婚论嫁的阶段。女生专程到台北见过男生父母，虽然语言不通，但家长对贤惠乖巧的日本女生总还感到满意，于是在台北购置了婚房，一切只待良辰吉日。但人心难测，离结婚还有不到三个月的时间，女生突然从大阪来信，说自己久经思想斗争，最后还是不想搬来台北，而男生也不可能搬去日本白手起家。两人的姻缘就此被画上了句号。
这已是半年前的事了。就在那半年前，男生飞到大阪，和女生聊了整整一夜，最后决定和平分手，互相还保持了联系。尔后，他知道女生在大阪又有了新的意中人，但也是分分合合。时到如今，这次圣诞假期，他想再去大阪一趟，和女生见上一面。此行之前想到山里的小镇上安静地住两天，想想自己到底要对她说什么。
明天早上，他就要启程去大阪了。你想好说什么了吗？我问。他跟我说，自己想了半天，也不知道要说什么，估计见面了，两个人坐下来，才知道想说些什么。但有一点，他是不会劝她搬到台北的，也不打算、不希望跟她再做男女朋友了。缘分这种东西是没法勉强的，他怅然地说，然后一饮而尽。
酒喝完了，我们在居酒屋的小木门前礼貌地道别，然后各奔东西。雪后小镇的夜晚，宁静得像个熟睡的婴儿。
【我不知道这位朋友的名字。我们离开高山市的早上，大雪仍然纷飞，老街也显得很宁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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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春的慕尼黑，午后的阳光像一只猫那样柔软。古城的圣母广场，人们在一家有数百年历史的啤酒屋前排队，等着买半升或一升一杯的扎啤。这些客人操着德语，穿着休闲，多半是本地人。铺满碎方石砖的广场上，圈出一片数百平米的空地，摆满一张张长方形的木桌，每张木桌旁配两条长板凳。客人沽好啤酒，又在广场周围卖渍菜的小摊上寻得下酒菜——一小捧橄榄、一方芝士、或一份碱水蝴蝶面包——就捡个空位坐下，悠闲地吃喝起来。半杯啤酒下肚，初春那一丝尚存的寒意，便随着春风飘去，挂在路旁柳树的嫩芽上，散在一朵朵浅粉或玉白的李子花间。
尔后太阳西斜，天色渐渐暗淡，慕尼黑人喝酒享乐的地方就转到了室内。古城里有座酒馆，本是十六世纪的修道院，教士们平日只做两件事，诵经和酿酒。他们的经诵得怎样不得而知，但啤酒却酿得远近闻名，于是久而久之，修道院就变成了酒馆。其实说酒馆有点委屈它了，应该叫酒堂，是人民大会堂的堂。我从未见过如此架势，真是太宏伟、太壮观了。整个酒堂估计有数千平米，里面摆满了桌椅，从一个入口望进去，是望不见酒堂的尽头的。装潢保留了中世纪风格，木梁砖墙，墙上重绘了修道院风格的壁画。酒堂中央有个舞台，身穿传统服饰的慕尼黑乐手们捧着长号、圆号、手风琴、小鼓，吹弹一曲节奏鲜明的巴伐利亚民乐，然后呷两口啤酒，如此往复。这么大的酒堂，到了晚上七八点钟却座无虚席，一整堂客人喝着酒，唱着歌，吃着德国烤肠和烤猪肘，好不壮观。
我和母亲一同出游，慕名到此酒堂来领教巴伐利亚人的豪放。到店大约八点，是客人们吃喝正欢的时候。能坐下上千人大厅里，我们几乎没找到座位，最后和几位散客拼成一桌。坐在我们对面的是一对五十岁开外的男女，喝着大杯啤酒，用德语有说有笑。本以为他们是夫妇，但那位女士把杯里的酒喝成底朝天后，就对男士礼貌地一笑，然后挥手道别——我们这才意识到，他们也是萍水相逢，缘分仅在两杯啤酒间而已。
那位女士走后，我们的桌子便空了一个位置。几分钟后，一位特别的客人坐了下来。
这位客人看上去大概四十多岁。看到他第一眼，我脑子里蹦出的词是“泰山”：一米八五左右的大个，至少有一百三四十公斤重；浑圆的将军肚稳当地抵在桌前，茁壮的躯干左右架着海碗粗的手臂。整个人坐下来，就是一座巍峨的山。他剃了光头，却挂着一脸浓密、银白的胡子，足有四五指长。他双耳钉了耳环，胳膊和拳头上刺了纹身，手指甲还用指甲油涂分别涂成了黑白两色，一片黑一片白地间隔开。
一看就是个有故事的人。
当我们还在用眼角余光打量这位特别的客人时，他已经点好了酒菜。先上酒，是一升黑啤酒加一小杯伏特加烈酒。他把烈酒一饮而尽，然后又嘬去一大口啤酒，脸上顿时现出一丝红光。过不多久，菜也来了，是一罐德式水煮白香肠。他跟旁边的客人用德语嘀咕了两句，两人就开始共享，也没有什么顾忌，一大罐香肠不一会就被风卷残云。这原来只是前菜，主菜一刻钟后也到了：是巴伐利亚经典大菜，一只至少三斤重的脆烤猪肘，配一盘土豆泥、泡白菜和玉米面团。他的第一升啤酒也已经喝完了，又叫了第二升。我之前为了下酒，点了一筐面包，还吃剩不少，他也没有不好意思，直接示意想拿去吃，我当然不介意。看着他大口喝酒，大口吃肉——把猪肘、配菜和面包吃得一点不剩——也算长了见识。
在酒桌上，相逢即朋友，四海如比邻。邻桌的酒客喝到兴头上，举杯用英文向我们这桌致意。我们这位彪形大汉也举杯回礼问候，但没想到，他一开口竟是一副标准的美国口音——我这才意识到他虽然能说流利的德语，却不是土生土长的德国人。接着跟他聊起天，才对他的身世略知一二。他叫约书亚，在美国犹他州出生、长大。犹他州是摩门教的发源地，他也不例外，从出生起就是摩门教徒。摩门教的男孩在成年后大多会参加长达两年的传教活动，地点任由教会安排，天涯海角皆有可能。约书亚被安排到了奥地利，尽管他并不会说德语。他在启程前刻苦学习德语，再经过一段时间的浸染，竟很快也能用德语向奥地利人解释清楚摩门教旨中的奥义。他跟我们说，虽然自己一个教徒也没改造成（他乐于传教，但不喜欢改变别人的宗教观和价值观），但却对这片欧洲大陆产生了深厚的感情。两年传教结束后，就在德国工作定居，留了下来。
听着他讲故事，我心里有很多问题，但出于礼貌没有问出口。例如，摩门教是禁酒的，如他般敞开肚皮喝酒，自然已经不再严格遵守教义了。他的思想是怎样转变的？即便酒肉穿肠过，那“佛祖”是否还在心中？他现在觉得世界上还有佛祖吗？例如，摩门教徒都很注重仪表，男士外出需要剃须，衣着整洁而简朴，熨烫笔挺的白衬衫是标准行头，就连内衣裤也有统一的“教会套装”。 约书亚的装扮——大胡子、纹身、耳环、指甲油，能算是“离经叛道”了。他为什么选择了这样的装扮？他的纹身，还有黑白相间的指甲油，有什么特别的含义？例如，摩门教鼓励父母养育大家庭，约书亚必然有不少兄弟姐妹。他的人生选择，对他和父母、亲人的关系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他的兄弟姐妹现在是虔诚的教徒，还是和约书亚一样有了不同的想法？……
约书亚是真能吃。第二升啤酒已经喝完了，他又点了第三升。猪肘土豆也已一扫而光，他又点了一份苹果派佐酒。舞台上，乐队已把酒杯放下，把乐器捧起，酒堂里又回响起节奏鲜明的巴伐利亚民乐。这是种轻快而滑稽的曲调，贝斯和长号点着华尔兹的重音，像一个阳光灿烂的下午，孩童在田间小路上蹦跶的脚步。路的两旁是春天青绿的麦苗，一望无际。孩童在田垄上躺下来，那整片的青绿色便融进了他的梦。
【跟母亲在慕尼黑喝啤酒，这是半升的酒杯，约书亚用的比我们的大一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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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跟K是高中时认识的。那年秋天，我刚升高二，参加学校组织的访学交流活动，跟日本神户地区的一所姊妹高中进行两周的修学访问，吃、住、学、行都和一位日本本地学生一起。对口接待我的日本学生，就是K。到日本高中的第一天，我和中国同学们听了大半天的介绍，又在校长的带领下参观完校园，已到了下午三点过，放学铃刚刚敲响。校长把我们带到教学楼前，K已经在大门口等我了。
我对他的第一印象是他的日式中长发，带着卷卷的发梢的那种，很像漫画书里的风格。他戴着一副椭圆形的眼镜，蓝色的金属细框显得很文静。那时他在矫牙，金属牙套让他本已腼腆的笑显得更加青涩。我们见面时，他推着两辆自行车，拘谨地鞠了一躬，礼貌地对我说，这一辆是你的。学校在神户市西郊，学生上下学大多骑自行车，K也不例外。我不知道他是怎么把两辆自行车一起弄到学校来的，后来才晓得是他哥哥提前一天帮的忙。
K家离学校几公里开外，一家五口住在一栋两层的西式平房里。哥哥已参加工作，在他爸爸的理发屋做学徒。弟弟还小，估计上小学的模样。家里除了K和哥哥能略显吃力地说些英语外，其他人和我只能用手势和表情沟通，但日常起居也不觉得有太多障碍。许多时候，一个笑容或是一个眼神，就足以传情达意了。
K的妈妈总是一大早起床给我们做饭。等我们洗漱完，她不仅做好了早饭，还会准备好两盒精致的日式午餐便当。便当也跟漫画里的一样，蛋卷、寿司、海草、梅干、火腿、小鱼、蟹柳、关东煮……每天都有六七种不重样的小菜，整齐地码放在饭盒里，再用蜡染布包好，放在我们的书包里。早上七点出门，初秋的晨曦刚唤醒这座城郊小镇的一切：铁路护栏的叮咚声、汽车引擎的嗡嗡声、店铺开张时铁门的哗啦声……我们在柏油马路上蹬着自行车，于是这清晨的交响乐中又加入了链条与车轴的摩擦声和偶尔响起的铃铛声。在学校，我们上同样的课——体育课是最好玩、也最没有交流障碍的。生物、化学课以实验为主，数学、物理跟数字打交道，这些问题也不大。历史和日文就只能“意会”了，老师在台上眉飞色舞，我在教室后排盯着日文教材里的汉字“望文生义”，竟也能听出个一知半解来。下午三点过，与K最要好的两个朋友会和我们一起放学，到离家不远的小公园里掷飞盘、扔棒球，玩到晚饭前才回家。
这样的日子过得很简单、很快乐，两个星期也一转眼就过去了。启程前，学校组织了场欢送派对，中国同学跟日本同学们都哭得稀里哗啦。又过了几个星期，我在广州收到了一个大包裹，是K寄给我的一整箱礼物，有我最爱吃的日本拉面，各种零食，一个款式新潮的钱包，一只不锈钢手表。我当时很感动，不久后也给他回赠了一箱礼物，好像装了好些广州特色糕点，一套我最喜欢的文具，还有一条蓝白相间的围巾。
那已经是十六年前的事情了。
十六年间，我们通过脸书保持着不经常的联系，知道彼此大致的情况。他大学毕业后留在了神户地区，前几年结了婚，去年有了小孩。他喜欢打台球，技术精湛，还得过地区台球比赛的冠军。说实话他的样子没怎么变，脸上的稚气没有了，但还是留着带卷的中长发，笑起来还是很腼腆，拍照还会摆V字的剪刀手。这次去日本，我特地往神户跑了一趟，看望他和太太、儿子。他自己的家不算大，在高铁站的一座半新的公寓楼，但光线很好，很温馨。他备了大麦茶、章鱼烧、糯米菓子；我带了几份从意大利出差时买的礼物，是一盒精装信笺，一支米兰本地制作的复古羽毛笔，还有给小朋友的一只绒毛公仔。十六年后重逢的下午，像是撒入他家客厅的阳光一样，宁静、简单、美好。
十六年后，我还在日本京都见到了一位高中同学S。她也是当年访学团的一员，而那次访学竟影响了她的一生：回国后，她开始学习日语，大学毕业后又决定去日本深造，最终于京都定居，去年已和一位本地的年轻人成家。十数年后重逢，我们在京都一所官邸的日式庭院里品茶，跪坐在竹织的榻榻米上，轻轻晃动手里的茶碗，看着翠绿色的抹茶上浮起天鹅绒般的白沫。二月的京都并不萧瑟，松柏是长青的，庭院里错落的灌木红黄相间，又以浅草和青苔为衬托，倒是一种清幽的美。我们就在廊檐下的榻榻米上坐着，慢慢地聊着，忽然觉得眼前的这座庭院，描绘的就是那一次次的久别与重逢，就是人们在生命中无数个分叉路上做出的选择与最终的殊途同归。
晚饭后，我们在鸭川河畔的先斗町附近找到一间清酒吧，好好地喝了几轮。那些青春期的悸动与懵懂，都成了此时的笑谈。回想起来，当年十七八岁的我一定没有想到，在日本的这一段高中生涯中的小插曲，竟让我在这遥远的异国也有一份牵挂，又从此改变了一位同学的人生。
【京都的庭院，叫无邻庵，也是我和同学十六年后在日本重逢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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