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恩师 – Mark Witte 教授

我大一入学西北大学时攻读的方向是自然科学，在一个叫Integrated Science Program的小众理科项目上。此项目每年只收录二三十位学生，大一基础课程为数理生化，课程大多超纲超量，目的就是让这个项目里的学生打下扎实的理科基础，进而选择自己中意的科目深造。一个学期下来，我发现自己并不是搞研究的这块料，今后要靠做学问吃饭的话，估计很难揭得开锅。一不做二不休，既然参透了这个道理，不如赶紧转系转专业为上。

第一次见Witte教授，大概就是在大一冬季学期，我还在揣度是否要转去经济系的时候。教授是经济系负责本科教育的系主任，我能否转系、是否应该转系，当然要听他的意见。西北大学的经济系跟享誉全球的凯洛格商学院在一栋楼里，大堂比其他各院系都要光鲜，楼下还有独立的咖啡厅和超市。门廊进出的人们不少西装革履，神情严肃，跟校园其他地方完全不是一个格调。我第一次来，还真有点不知所措的感觉，糊里糊涂地闯进大门，乘电梯上到三楼经济系，又绕着迷宫般的走廊转了好大一圈，终于找着了教授的办公室。

其实Witte教授的办公室很好认：本不宽敞的走廊里，只有他的办公室门口摆着两张椅子，是给前来请教的学生们等候休息用的。我来访的那一天，已经有一位学生坐在门口等候，我也有样学样地在另一张椅子上坐下。不一会，只听见办公室里传来一阵爽朗的笑声——估计该轮到下一位了。教授到门口送走上一位同学，转身示意我身旁的同学进门，又微笑地对我说：I’ll be with you in a minute.

我对教授的第一印象在那短暂的几秒内即已成形：中等个头，身形偏瘦，穿着宽松的美式格子衬衣和卡其裤。教授年纪不大（估计四十出头），但已然是满头银白的中短发——他的银发是最引人注目的。不是那种斑驳的灰白（美国人叫salt and pepper），而是光鲜亮泽的银白，很有活力。银发之外第二引入注目的是他的笑容——教授总是面带微笑的，可他的笑很独特，不是师长对子弟的那种赞许的笑，不是长辈对晚辈的那种和蔼的笑，也不是同龄人间亲切而友好的笑，而是一种略带顽皮、幽默、机灵的笑，是那种顽童式的笑。教授办公室的门上贴着几幅跟经济学有关的四格漫画，此中幽默只有同行能懂，而哪怕是同行也得拐几个弯了才能懂。来拜访教授的学生们看懂门上漫画那一刻的笑，就跟教授日常的笑容庶几可比。

当日实际跟教授的会话内容我早已不记得，大致是转系很简单，教授很鼓励，也不用办什么手续，在教务网上报备一下，再选自己爱上的课就行。当时的我可曾明白，这次与Witte教授结缘，将对我的学业和事业有多么深远的影响。

教授主讲好几门本科生课程，涵括宏观经济、货币与银行、公共金融、环境经济学等多个领域。他讲课形象生动、深入浅出，而且在堂上也不改平时风趣幽默的作风，经常逗得同学们捧腹大笑。有一次我在校园里遇到教授带着他最小的女儿散步——教授满头银发，女儿又不过几岁——我一时糊涂竟然口误把他女儿叫成了他的孙女。可好，这一出被他在堂上用作笑料整整一学期，在同学提问后时不时打趣地说，let me ask my granddaughter… 幸好教授网开一面，没把我这始作俑者的尊姓大名抖搂出来，要不我可得沦为同学们的笑柄了。

教授的课趣味横生，因此也最受欢迎，每学期系里都把最大的课室之一预留给他，以满足学生们选课的需要。但即便这样，他的课也总是供不应求，往往只有等到大三、大四有选课优先权时才能选上教授的课。话说回来，教授的授课风格虽说是轻松幽默，但治学态度却十分严谨，他的课也是经济系里成绩给得最紧的（班级平均分只打到B或B-）。我在他的公共金融课上就考出了本科时最糟糕的期末考成绩（B-），但好在教授允许学生在期末考前提交一篇小论文以供加分参考，我也算有先见之明，花了不少心血写了篇15页的文章按时上交，总算是力挽狂澜了一把。

我最感激教授的，是他在我大二时招我加入学校的Fed Challenge竞赛队伍。Fed Challenge为美联储举办的竞赛，旨在鼓励学生们关注、了解货币政策，每年分地区初赛，获胜队伍再到首都华盛顿特区参加决赛。我作为国际学生，英文自然说得不是最溜的，大二也才对经济刚刚入门，对美联储大概只有个形而上的认识，能勉强区分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其他专业术语，什么美联储利率、泰勒法则、菲利普曲线、自然失业率等等，我根本是闻所未闻。难得教授相信了我勤能补拙的承诺，让我在大二时从团队的助研开始干起，跟着队伍一点点地学习，到大三正式入队比赛，再到大四作为领队为校夺得全国冠军。此中收获，无论是专业知识，还是演讲技巧、团队合作，都为我毕业后的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Witte教授对学生的帮助，没有分内分外之分，都是能帮则帮，而且总是能帮到点子上。我作为国际学生，平时不允许无故在校外实习。我在大二冬季好不容易找到一份金融分析员的兼职实习，但需要学校证明这份实习跟我当时修学的一门课程直接挂钩，才能符合国际学生的签证要求。我找到教授，他斩钉截铁地说，这门实习跟我那学期上的经济课完全是相辅相成、直接挂钩的，接着二话不说就帮我把证明办了。其实这个忙，教授可以帮，也可以不帮；他的课跟我的实习，可以说有关系，也可以说没关系。只是教授明白，国际学生找实习多不容易，他乐意帮这个忙。我大三时，拿到了高盛纽约暑期实习的面试通知，教授立即帮我联系了比我大三届、已经在高盛工作一年有余的学长亲自辅导我准备面试。那位学长也是师从教授，既然是教授亲自出面拜托，学长自然尽心尽力，帮我模拟面试了一遍觉得不够，指点出很多值得改进之处，让我练习后再模拟第二遍。我可以很确定地说，没有教授和学长的指点，我肯定就和毕业后的第一份工作无缘了。

毕业后工作繁忙，我竟然在毕业五周年之际才第一次有机会回校探望教授。我们约在一个周日下午，我从花店买了一束鲜花，驱车到教授的家，是一栋在学校附近的小别墅。教授明显比我记忆中的样子显得老了些，但还是很有活力，笑容还是带有一丝狡黠。他热情地邀请我进屋，家里四个女儿追逐打闹正在兴头上，对我这个外人见怪不怪，估计也是见惯了教授的学生们来拜访恩师。时值二零一八年秋，我在斯坦福商学院就读，跟他聊起在商学院的见闻，聊国际经济形势与中国的机遇挑战，好像有说不完的话，约好的一小时会面，一杯茶的工夫就过去了。我现在回想起来，教授一生不求名利，而是真正把所有心血都倾注在学生的教育与发展上，尽一切力量让学生们成长、成才。能遇到这样的恩师，是一种缘分、运气，也是值得我一辈子感恩的事。